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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留学生:亲友反对我去南非的理由是我想去的理由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2017年08月30日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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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海外学子华夏行”活动闭营仪式上,营员合影。孙一秋/摄

  海外优秀留学生真诚吐露留学心路历程 

  留学很“热” 我的脑子没“热” 

  实习生 孙一秋

  2017年8月3日~10日,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主办了以“华夏心·双创行”为主题的2017“海外学子华夏行”活动。本报实习记者有幸近距离接触了参加活动的来自16个国家的24名中国籍海外留学生,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生动地告诉我们,在当下愈演愈烈的留学热潮中,他们如何用自身的努力和独立思考判断,保持一分难得的清醒,让留学经历真正成为提升才干的“深造”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镀金”。

  你们反对我去南非的理由,正好是我想去的理由 

  “前段时间想办法搞了一辆二手的皮卡,我就带着我的帐篷、睡袋、吃的喝的,还有一堆书和几瓶红酒,一个人开车到山里去玩了五天。”肖阗撑开手掌,比划了一个“五”的手势。

  如果眼前这个白白嫩嫩、有点婴儿肥的男生不开腔,你绝对想不到他在南非已经待了六年了,而且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但肖阗是个不折不扣的“话痨”,讲起故事来有腔有调,所以我有幸窥得他那多彩人生中的一隅。

  刚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建筑管理系读完大三的肖阗,身上已经挂了一溜儿头衔。南非西开普省学生学者联合会副主席、开普敦大学亚洲学生会主席、开普敦大学建筑管理系学生会副主席、华助中心副秘书长……他掰着手指,自己都有些数不过来。除此之外,他还自己创立了一家建筑公司。

  肖阗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五点准时出现在健身房,做器械运动或者下水游泳。七点到学校自习看书,尽管课业从中午十一二点才开始。下午三四点结束课程,肖阗需要前往各学生会主持会议,参加社团活动。下午六点回到家,他要给自己做饭。晚上,酷爱红酒的他,喜欢一边自斟自酌,一边读几页闲书。最后,他要处理公司事务,十一点准时上床入睡。周一到周五的生活富有规律和节奏,周末的肖阗则更喜欢“放飞自我”,冲浪、潜水、划艇、骑行、高尔夫、篮球、足球、板球、摄影、旅游等,能尝试的他挨个儿玩遍。

  这样的作息安排,听起来像极了某个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但就在六年前,肖阗还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

  “现在认识我的人,绝对想象不到,出国前的我有多内向胆小,甚至有些懦弱。我几乎都没怎么走出过兰州市。”高考失利的肖阗,终于受不了整天浑浑噩噩的自己了,他决定出国再读一次高中,再考一次大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把开启新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南非。

  “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我爸都反对我这个主意。他们说南非又远又乱,没有熟人在身边,你一个人怎么活。只有我妈支持了我的决定。”一直乐呵呵的肖阗不笑了,忆起往事,他嘴角的线条平直而坚毅,“其实我想说,你们反对我去南非的理由,正好是我想去的理由。一个地方,大家都去了有什么意思呢?大家都不去,我才想去。”

  “因为南非又远又乱,形势复杂,所以没有多少华人。我就想把自己扔出去看看呗,说不定能有些改变呢。”被妈妈“打包发上飞机”的肖阗,像一颗被风吹落的野草籽,在南非广袤的土地上,顽强地生根发芽。

  刚到南非没多久,他就收到一份“别开生面”的“欢迎礼”。“在地下通道正走得好好的,忽然一个枪管顶在我脑袋上。一个南非当地的黑人问我要钱要手机。”时隔多年,再想起那场午后的持枪抢劫,肖阗的心里还是“蒙蒙的”。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肖阗并没有被这场意外吓倒,他对自己说:“只要人还活着就没事。”

  重读高二,为了提高英语水平,补贴生活费,肖阗做了人生里的第一份兼职——在一家华人按摩店做前台。南非的高中下午两点就放学了,于是从两点到晚上十一点,他都泡在按摩店里。从听不懂客户在说什么,到从容不迫地处理客户的投诉,老练地调解当地人和华人的矛盾,肖阗吃了很多苦头,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一年时间不到,他一路做到了总店经理,包揽了招聘、采购、财务报账等一系列工作。“从前我什么都不会,但把人逼到那地步上,不会也得会了。”

  尝到了甜头,积累了底气,肖阗又把其他五花八门的工作都尝试了遍:导游、司机、饭馆服务员、餐厅经理……他也做翻译,做到最顶尖的时候,甚至给南非前总统做过翻译工作。

  “只要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你就不得不让自己多见一点,多听一点,多做一点。发现的越多,自己的层次就越高。从前我可能只觉得南非的自然环境很美,慢慢地对南非的人文环境、南非的就业环境也有了透彻的了解。”在南非摸爬滚打了一番,肖阗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创业的契机:有很多华人想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却苦于没有联系建筑公司的渠道。几经准备,他筹备建立了一家针对华人顾客的建筑公司。谁也没想到,在鱼龙混杂的南非,一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在短短几年内,就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个去经历、去体验的过程。我不在乎我最后能取得多厉害的成就、多高的地位,我只在乎,活在世上,我走了这么一遭。”肖阗说。

  

  营员们参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孙一秋/摄

  想为体育行业赢得应有的尊重 

  陈怡博的第一次发言提问让所有的人猝不及防。那是在8月3日下午参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时候,负责人正在介绍一项实习项目“不限专业背景”,这个身高187cm,一直不吭声的小伙子忽然举手提问:“那我是学体育的,能申请这个项目吗?”大家都乐了。当负责人幽默地给出肯定答复后,陈怡博紧绷着的脸终于舒展开来,嘴角牵起笑意。

  来自白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的陈怡博,和身边的每一名营员一样,穿着笔挺的藏蓝色西装,锃亮的黑皮鞋,洁白的衬衫一路扣到最顶端,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但他一路而来心里都在犯嘀咕:“身边都是各国知名大学来的学霸,不是文科就是理工科的,我说我是学体育的,他们会不会看不起我?”

  其实陈怡博自己何尝不是一名“学霸”,运动生理学专业的他,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博士,在运动生物力学、体育生理学、体育经济、体育心理学、体育解剖学等领域都颇有研究。他却觉得,生活里,他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更准确地说,体育这个行业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每次我和别人提起我的专业,别人都用一种看戏子的眼神看着我。”陈怡博向我倒出了满肚子的心酸,“大部分人至今还觉得学体育就是个跑跑步,出出汗的体力活儿。他们根本不了解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体育,它是一个涉及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宏大领域。”说到这儿,他那两条浓重的粗眉紧紧地拧了起来,但很快就展开了,“这次活动里,遇到了一帮理解我、包容我的小伙伴,实在很开心。”

  一天奔波后回到宾馆,脱下西装,陈怡博换上了宽松的篮球背心和篮球短裤。他指着球衣背后一个硕大的“24”告诉我:“这是科比的球衣号码。嘿嘿,他是我的偶像。”

  “我七岁就开始打篮球了。”也许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身高优势,陈怡博自小就和体育结缘,后来成为一名体育特长生,一路打球打进大学的门槛。

  “那时候,打球时的激情和热血让我特别着迷,我想一直这样打下去。但是有一天,我的膝盖受了重伤,坐在篮球场旁不知所措。”回忆起年少青涩的自己,陈怡博眼里带笑,“我第一次开始想问题,一个运动员如果受伤了,或者上了年纪体力不支了,就要被迫离开体育行业了吗?我不能接受。”这一次受伤的经历让陈怡博的一腔热血平复下来,他开始静下心来思考,将眼界从狭小的篮球场扩展开去,审视起整个体育行业的发展前途。

  这是陈怡博从坚持学习打篮球到决定学习体育理论的转折点。从此他渐渐从球场上退下来,退到课堂和理论里来。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体育不仅是竞技带来的瞬间快感,而是科学,是人类历史中延伸的文明。后来,他继续攻读硕士,硕士毕业后远赴白俄罗斯攻读博士,“现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体育,但我们的体育行业还不成熟,人才资源不足。运动装备、体育设施、青少年体育培养这些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博士毕业之后,我一定要回来,把体育做到底。”这个笑起来憨憨的大块头男孩,流露出倔强而坚定的目光。

  用阿拉伯语搭建民族沟通的桥梁 

  “你们放心,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一切都平安。”2007年年初,身在埃及开罗的摆克成终于联系上了远在中国甘肃的父母。2006年12月21日就抵达开罗的他,因为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直到半个月后,才给家里报上平安。

  “在埃及,打电话是一件奢侈的事。给家里打一分钟的电话需要八埃镑,当时折合成人民币要十块多。所以我都不怎么打电话,有时候给家里写写信。”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阿拉伯语文学院读本科的日子里,摆克成的日子过得很是清苦,但是他每一天都很快乐,因为“每一天都多学了一点阿拉伯语”。

  谈及学习阿拉伯语的初衷,摆克成直言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二十岁的时候,我也许就想去学习一种语言,学习一种技能,来养活自己。”二十五岁的时候,摆克成本科毕业,继续在爱资哈尔大学读研,他发现“很多东西不仅停留在语言这个表面,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去了解更多的国别区域文化研究。”在继续学习的过程中,摆克成意识到最开始的想法“太狭隘了”,“我不仅要为自己,或者本民族做一些事情,而是通过自己的力量,为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友好民族做些事情,那是更伟大的。近几年我们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甚密,迫切地需要更多的语言沟通。我想通过学习阿拉伯语,为我国和阿拉伯国家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阿拉伯人来了解中国,让更多中国人了解阿拉伯世界。”他说。

  在十年多的求学生涯里,摆克成渐渐地被埃及淳朴的民风所感染,对这个民族充满好感。他对多年前的一件小事至今难以忘怀。“那是我刚到埃及,不熟悉路况,走在大街上不知道怎么回学校。有一个好心的埃及人,他本身要去的方向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但他一直坚持把我送到学校,再自己折返。”

  很多人不能理解摆克成为什么能在埃及一待就是十年,在他们眼里,埃及是一个欠发达的、落后的国家,远远没有欧美发达国家具有吸引力。而摆克成却认为,埃及的欠发达是暂时的。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保留了传统文化里的优良品质,且受到宗教信仰和社会公德的影响,埃及的公民素质非常高。他常常被埃及的一些细微处所打动:老爷爷老太太过马路总有人主动搀扶,所有的车辆不约而同地停下耐心等待。坐地铁有两节车厢专供女性乘坐,公交车上每一个男性都会主动给女性让座……

  2011年,埃及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成立了,摆克成主动加入,并负责学联会刊《埃旅学人》杂志的编辑。但在海外特殊的环境下,学联的作用更加丰富和复杂化,它还要承担起保证中国学子的安危,为学生争取权益等特殊职能。

  摆克成已经记不清帮助了多少身在埃及的中国学生了,很多人他甚至“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在埃及被车撞了,摆克成将伤者送进医院,陪了一夜,抱进抱出地做检查,折腾到第二天凌晨,确认无事后,摆克成将她送上回家的航班。还有一次,有几名学生误在埃及敏感地区拍照留念,被警方逮捕。摆克成一边给监狱里的学生送衣送饭,一边协同使馆领事部相关负责人与警方交涉,争取尽早释放。最终,涉事学生被遣返回国。

  为了保证更多留埃学子的安全,摆克成联合学联其他的成员一起,编写了一本囊括学习、生活、安全、住房、交通等方面的《留学指南手册》,并和维吾尔族同学一起,将手册翻译成维吾尔语。“这本手册能给初到埃及的学生提供一些参考信息、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投入到学习中,适应和融入埃及的学习生活,不会像以前一样遇到问题束手无策。”摆克成认为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2014年,摆克成转入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继续读研,同时,他坚持在中文系做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教埃及的学生学中文,并每年举办中国文化日、汉语角等文化活动,为埃及学生提供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为了增加民族间的交流,摆克成不仅为阿拉伯学生和中国留学生创造对话平台,还促进来自台湾、西藏、撒拉族、保安族、新疆维吾尔族等多民族、多地区的留学生共融共处。“只要有需要合作的活动,我就会特意安排不同民族的同学在一个小组,而不是按民族和地区分组,这样能有效地避免民族间的隔阂。”摆克成解释道。

  因为学习和工作的繁忙,摆克成留给同在埃及的妻子和孩子的时间,就显得尤其珍贵,“一周七天只有周五在家”。他形容自己的时间分布:“如果我的时间分成十份,那么三份在学联,三份在学校,三份在外面,给家里只留了一份。”

  这段时间,他在网上收到了曾经的同事的留言,“虽然我们两三年没见面了,但是你做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看着呢。”那一刻,摆克成的眼眶一酸,他觉得自己“值了”。

  要一遍遍地回到起点,想想自己为什么出发 

  来自柏林自由大学化学系的王翠,短发,爱笑,爱穿各式各样的吊带衫。她的左肩后侧有一枚小小的文身,一穿吊带衫就会露出来。“这是多巴胺的化学式,在德语里,多巴胺的意思是幸福的荷尔蒙。”每当有人问起,王翠总是笑着解释。

  多巴胺是一种传递兴奋和开心的神经传导物质,在“海外学子华夏行”的团队里,活泼开朗、幽默可爱的王翠就是大家“传递开心”的“多巴胺”。但很少有人知道,王翠去文这枚“多巴胺”的初衷,是为了提醒自己,人活一辈子,要去追求快乐和幸福。

  “本科毕业之后去柏林。一个人都不认识,我一个月之内搬了两次家,一个人搬,就把腰给累伤了。在课堂上不能坐着超过十分钟,不然腰就开始疼。”那段孤独的日子,王翠只能一个人扛,“特别难过的时候,也咬着牙不和家里说,身边也没有朋友,什么苦都自己咽。”

  她是坚强的,而且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2012年7月本科入学的时候,因为家庭变故和语言培训的原因,王翠延缓半年才开始课程。最终,四个学期的课程她仅用了三个半学期就完成了,比同届的中国学生还提前半年毕业。今年开始,她在德国联邦物质研究与测试中心做硕士毕业设计。规定的期限是六个月,而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要延期至七到八个月才能完成。“我提前一个月交了论文。我的导师非常诧异,但他看了我的成果后,给了我满分。”王翠说。

  在“海外学子华夏行”的团队里,王翠遇到了性格同样爽朗直率的彭丁兰。十四岁就前往加拿大求学,天不怕地不怕的丁兰,却害怕一件小事。她害怕拧开矿泉水的瓶盖。这个心理阴影同样来自一次搬家的经历,“十五岁的时候,我在加拿大一个人搬家。搬一个窗式空调,空调后面的透风网是一根根金属细密地排列着,就像上百个向外的刀刃。那时候太小了,空调又太重了,手一滑,那些刀刃就从手指上割过去。太锋利了,以至于我还没感觉到,就已经掀翻了皮肉。矿泉水瓶盖上细细的竖条纹就像当时的透风网一样,我至今不敢把手再放上去。”到了夜晚,彭丁兰容易做噩梦,同房间的张希西每被惊醒,就过来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来自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黄文礼说:“有些往事不敢想,但想起时,都会疼到心底最深处。”

  也许是因为共同经历过漂泊在外的不易,经历过深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经历过游子思乡之痛,这些在十六个国家留学的二十四个人,才会在最短的时间里熟悉起来,“仿佛像认识了多年的老友,或者是亲人。”

  彭丁兰说:“一个人的时候都坚强,一群人的时候都柔软。”于是这群人,在大巴车上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唱祖国》《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少年先锋队队歌》……歌声忘情,似乎将紧压已久的东西宣泄而出。在餐厅的大堂里,大家一起列队,严肃而恭敬地合唱了国歌。刚唱了开头的几句,许多人的声音都哽咽了,泪水夺眶而出。在最后分别的那一晚,所有人都聚在宾馆的天台上聊天。晚风吹乱了头发,吹红了眼眶,没有一个人舍得提前离开。每个人都紧紧地与同伴相拥,哭了又笑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经过这个动情的夜晚,他们就要收拾起感性的一面,飞回留学所在国,甚至还来不及倒时差,就将投入到学习工作中。终于有一部分人睁不开眼睛,困得睡着了。还有几个人是清醒的,他们在天台上待到黎明,最后结伴去天安门广场看了升旗仪式。

  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五星红旗升起的一刻,我泪流满面。”

  在日本大坂大学学习语言学的张希西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选择。”最初,她选择文科,选择日本,她的父母很不同意,最后,他的父亲对她说:“你要记住今天,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所以即使再痛苦、再难过,我总会想起爸爸的这句话。路途再遥远,我们总要一遍遍地回到起点,想想当初为什么出发。”她说。

  【编辑:高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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