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再一次在全球悄然复苏。
7月初，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出警告，全球范围内新冠确诊病例上周环比激增18%;与此同时，欧美也齐发警告，今年夏秋新冠病毒将大肆传播;日本在过去数日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均在2万例以上;而国内，眼看北京、上海的疫情刚被遏制住，安徽、江苏、西安等地疫情再起，甚至有感染者病毒基因测序接连指向了传播力更强的奥密克戎BA.5.2分支。
很难想象，在科技上天入地、信息秒传千里的时代，一个病毒竟能在全球肆虐两年半。时至今日，新冠病毒变体已达4000多种，且仍在继续变异。
然而，新冠尚未平息，猴痘(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又来势汹汹。仅今年5月7日至26日，全球便有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加拿大等23个国家报告猴痘疫情，美国传染病专家近日更是警告称，猴痘疫情在美国有失控风险。我国也发布猴痘防控指南，呼吁各地应主动对入境人员进行排查。
就是这小到只能用高倍显微镜才能观其形的生物体，正深刻地改变着当今的世界——WHO数据，新冠已直接、间接导致全球近1500万人死亡，这比两年内正常预期的死亡人数多13%;它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比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二战)还要大;更甚者，它正重新定义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实力。
此刻，世界发展正进入新的拐点：
核武器巨大杀伤力威胁，使它成为被束之高阁的“镇宅之宝”，但生物武器，在无需破坏领土的同时却能极大打击有生力量;
助推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信息产业，正面临互联网增长见顶之危，而接下来的生物科技革命，或许是下一个超级大国崛起的机遇。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就此拉开。
新冠何时才会消失?中国的生物安全面临哪些挑战?为什么说生物经济是下一个大国崛起的契机?带着种种问题，甲子光年采访了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教授王宏广。
作为前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现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王宏广已连续20年对国内外生物技术、生物经济进行研究，并著有《中国生物安全：战略与对策》《中国的生物经济》等。
2003年他曾作为“SARS科技攻关组地方组组长”，参与中国P3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改进工作;此后又参与中法合作共建的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P4实验室)的谈判以及引进工作;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华人民生物安全法》起草专家组总召集人，见证了中国生物安全的发展历程和生物经济的崛起之路。
以下为王宏广教授口述，甲子光年整理润色。
一、生物威胁：生物安全将成为世界最大威胁
2020年武汉封城第一天，我就感觉到，未来生物病毒的破坏力可能比原子弹还大——一个千万人口大城市，因为看不见的病毒，突然就变得运转迟缓、甚至瘫痪。
更痛心的是，人类对突发的病毒竟然完全束手无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背后，体现的正是生物安全带来的威胁。
狭义生物安全是指由人类不正确、不正当活动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而广义生物安全既包括人类活动造成的安全问题，也包括自然界生物活动引发的安全问题，比如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流行、蝗虫迁移、危险生物入侵等。
——摘自《中国生物安全：战略与对策》(下文引用内容均来自此书)
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实施的生物战争、威胁，现在一些个人、组织就能实现了。
21世纪以来最大的生物恐怖事件就是在美国“9·11”事件一周后发生的炭疽事件。
2001年9月18日，5封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分别被寄给位于纽约的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以及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媒体公司;三周后，2封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被寄给两名民主党参议员。
该事件导致5人死亡、17人感染，嫌犯是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此次炭疽生物恐怖袭击使十余座建筑受到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亿美元，给当时的美国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物技术恐慌。
很重要的原因，是生物技术的门槛大大降低了。
举一个例子：2001年，一个由中国、美国等6国超过3000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用30亿美元、耗时13年才绘制出一张人的基因草图;到2020年，同样绘制一张人类基因草图所需经费只有500美元，用时仅为15分钟。
20年间，人类基因图谱绘制的成本压缩到600万分之一，时间压缩到45.6万分之一。生物技术的迭代变化，比信息领域的摩尔定律还要快。
所以对于个人或组织来说，只要掌握了一个危险生物的基因构成，知道有毒性的那一段基因在哪里，就能合成新的病毒。
我现在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二战后，核武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威胁;新冠疫情之后，生物武器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威胁。
现在，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新冠病毒。它有一个变异的规律：传染性越来越越强，毒力越来越小。
但我们不能忘记，除了新冠，别的病毒也在变异。新冠已经快三年了，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它身上。不过自然界有那么多病原物，它们天天都在都在繁殖，一旦变异，就有可能感染人。未来很可能新冠还没结束，另外一个病毒就起来了。比如最近的猴痘病毒，也开始引发人们的担心和关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呈现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新冠病毒流行范围广，目前已经流行到221个国家或地区，短期内，不可能所有国家都能够有效、彻底地控制甚至消除疫情;
二是新冠病毒传染力强，但病死率出现下降，随着人类防治技术的提高，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在英国等一些国家降低到0.1%左右;
三是新冠病毒变异快，截至2021年2月，全球已经发现4000多种新冠病毒变体。
以上三个特点导致新冠病毒不可能像SARS一样消失，而是长期存在，人类防控新冠病毒将像当年防御肝炎病毒一样，形成一套防御体系与手段。
目前看，人类跟病毒斗，决胜权还不在我们手中，或者说生物安全的钥匙还不在我们手中。
相对其他领域，中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实力还很薄弱，更需要引起政府部门和老百姓的高度重视。
二、生物安全：提升国家安全里的短板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非常荒唐的事。
2003年SARS爆发后，很多消息说这个病毒是从果子狸身上传播开的。有些大学在根本没有P3实验室的情况下，就抓了一堆动物，包括果子狸，在它们身上找病毒。
听到这件事后，我十分担心造成病毒扩散。万幸的是，他们最后也没有在这些动物身上找到SARS病毒。如果真找到，那就麻烦了——这相当于你把外面的病毒引到学校里，整个学校的人都可能被感染。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科研工作者对生物安全的意识是多么薄弱。这是基本的常识——没有这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
想要研究生物病毒，首先就要具备对等的研究条件，比如上面提到的P3实验室。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于1974 年发布的《基于危害的病原体分类》，将实验室生物安全水平划分为4个等级。这一等级划分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感染性微生物的相对危害程度制定了仅适用于实验室工作的微生物危险度等级划分标准。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包括P3实验室和P4实验室，其中P4实验室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主要涉及危险病原体研究，在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生物防范、极端微生物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生物安全体系的核心物质基础。
在SARS之前，中国卫生、农业、教育、军事等部门及企业已建了45个P3实验室，分布在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12个城市。
当时国内不足10个P3实验室能够开展小动物实验，能够开展大动物实验的P3实验室更少，难以满足SARS科技攻关的基本需要。
SARS爆发后，为了保障相关研究工作安全、有序、快速地进行，当时的“国务院防治SARS指挥部科技攻关组” 组织专家对课题承担单位的P3实验室进行实地检查，先后批准22个P3实验室从事SARS科技攻关研究，其中能够开展SARS活病毒相关研究的实验室有10个。
后来通过专项支持，我国系统地建立了一批P3生物实验室。
中国生物安全建设的成绩：
一是以2004年《国家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规划》为起点，中国积极布局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打造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的基本框架。截至2020年，中国生物安全P3实验室从45个增加到87个(通过科技部审查的P3实验室有81家)，正式运行的P4实验室有2个。
这些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传染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动植物疫病防控、医药科研、检验检疫和国防生物安全中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
二是不断完善生物安全实验室法律法规体系。以2004 年 11月12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为标志，中国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开始全面走向法治化道路。2016年、2018年，《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也历经两次修订。《中华人民生物安全法》也于2021年4月15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物安全进入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此外，我们在SARS之后，也及时补足、建立了科学的防控体系，提升我们在生物领域的技术实力。比如在新冠出来后，我国科学家大致用了一个晚上就研究清楚了该病毒，并在疫苗研制方面几乎跟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步进行。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还存在短板。
以武汉为例，一场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在医疗上的种种问题。做个坏的假设，如果同时有10个这样的城市出现生物威胁，我们可能就自顾不暇了，不但医疗卫生系统承受不住，整个社会服务系统都可能会受拖累。而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要做好应对100个武汉这样规模的城市遭受生物威胁的措施，才能够有备无患。
我们P3、P4实验室也与国外有很大差距，美国有P3实验室1496个，P4实验室15个，数量远高于中国;而且中国生物安全实验室也存在一些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实验室所处地域较为集中，全国仅15个省市拥有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其中北京拥有18个P3实验室，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二是高校、医疗机构和企业拥有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严重不足，在法国，P3实验室是大学、大型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的标配，而我国近一半的P3实验室集中在疾控中心，仅有4所高校和4家医院建有P3实验室，企业生物安全实验室更是完全空白，北京的18个P3实验室中有16个为疾控中心所属;
三是现有P3实验室的规模大多较小，很多科研团队甚至将实验资源据为己有、各自为战，这严重阻碍了相关研究进度、浪费了研究资源。
对我们国家安全体系来说，我们有12种安全，其中生物安全应该是里面最短的短板。
要补足这一短版，只能靠提升我们的生物技术实力。
首先要提升对生物安全的识别能力，别人放病毒，我们能立马把病毒测出来;第二是快速应对，目前世界上有100多种病原微生物，他们像小孩玩的积木一样拼来拼去，只要我们弄明白了其原理，即使碰到新病毒，也能很快制造出抗体或者药物。
三、生物经济：下一个大国崛起的密码
5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讲的是自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以来的100多年里，所有的第二大国，没有一个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全部都衰退了。如果中国能够保住这个位置，将是近130多年来，第一个没有衰退的第二大国。
如何保住第二大国的位置，乃至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答案是至少要引领一次科技革命。
工业革命让英国引领了工业经济，欧洲成为工业经济时代的引领者;信息技术革命，让美国垄断了信息化硬件和软件，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接下来要抓住什么技术革命?
国内外学术界中，比较多的人认为，下一场新科技革命将由生物技术主导、多项技术共同推动，而且会在未来30年左右发生。这从科学家数量中可以看得出来——全世界影响因子最高的10万名科学家中，约5.9万来自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
2000年，我们曾去美国做过调研。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告诉我一个数字：中产阶级公民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大概会花掉现金存款的80%。不是买车买房买手机，而是看病和想着如何延长寿命。
知道了中产阶级的消费点在什么地方，就知道下个经济增长点在什么地方。
当时调研，我们还带着另外一个目的——看看他们政府投资的钱都花在哪儿。我们都以为他们政府对信息产业投了很多钱。实际上，他们政府对信息产业只是鼓励，放开让企业去做，政府投资的钱一半拿来做生物产业。
与他们相比，我国的差距仍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在四个“90%以上”：我国90%以上的化学药品是仿制药，90%以上的高端医疗器械靠进口，90%以上的高端研发仪器靠进口，90%以上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缺乏原始创新。
因此，过去中国疫苗走出去非常困难。我认识一家生物公司，之前想把疫苗推到国外去。国外客户先后派了500多人次来考察，包括生产体系、管理体系等等。最后才同意把批文发给我们。
疫情给了中国发展生物经济的难得良机。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美同时启动疫苗研制，此后中美两国的进度几乎持平，并在同一天(2020年3月16日)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2020年12月11日，美国批准了第一批新冠疫苗的上市，20天后，中国国药集团生物新冠灭活疫苗也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随后中国的疫苗不断走向海外市场，被越来越多国家接受。目前科兴新冠疫苗已在全球超6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获批紧急使用。
对我们来说，应该抓住中国新冠疫苗走出去的契机，进一步提升中国生物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口碑和占有率，推动生物经济的大战略。
肆虐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生物产业的发展，加速了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生物经济时代，基因重塑世界，以革命性的手段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物、信息、物质跨界大融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从“万物互联”转向“万物共生”。
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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