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7日《别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一文出现在许多人的朋友圈，这家在近年来日渐沉寂的民间博物馆，将在不久后和每个人告别。位于北京城郊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公益博物馆，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打工者群体的复杂经历，它的兴衰也成了时代变迁中的一处注脚。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地处北京五环外城乡接合部的皮村。5月20日，告别仪式上，博物馆发起人之一王德志向赶来的观众致告别辞。
送别博物馆
在仓库干活时，小海收到同事的微信，有人在博物馆外墙写上了“拆”。他扔下工作走出仓库，沿途的砖墙都是新写上的“拆”，一溜蔓延到博物馆门口。“只要一写拆就确定了，证明房东已经签字（同意）了”小海回忆道，“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地处北京五环外城乡接合部的皮村，收藏着全国各地工友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博物馆在2008年开馆，那是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被赋予了各种宏大意义。从“盲流”到“进城务工人员”，国家对待人口流动的态度在逐渐转向。
从左往右依次为1992、2002、2008、2018、2022年皮村的卫星影像。
皮村则是这段宏大进程的缩影：世纪之交前后，市场经济逐渐在中国立足，北京周围的乡镇村庄出现一批小工厂，本地村民将房屋改建出租，吸引了很多打工者。来到皮村的工友中，有几位打工多年、追求艺术的年轻人，他们希望打工者能讲述自己历史。
“改革开放30年正好是工人群体开始流动的30年，特别有纪念意义，我们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建了博物馆。”在上周六（5月20日）的告别仪式上，博物馆发起人之一王德志讲起这段经历。“我们这些做博物馆的很清楚大家为什么会关注我们，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增长，工人做了很大贡献，我们是代表工人群体来做这个事情，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群体。”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外，小型的告别仪式。
他们设计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在博物馆门前，文学小组的工友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地丁花》（一种北京路边常见又不起眼的紫色小花）和李白的《行路难》，几位至交分享了和博物馆的经历。最后，一位纪录片导演和吉他手邀请大家合唱《送别》，歌声在笑声、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
王德志说自己是个没有仪式感的人，结婚都不办婚礼，是感性的小海力主要办告别仪式，但他们都没想到，现场会来这么多人。几十位观众围出了一小片空地，身后不远处，几位女生站上了一米多高的露天的水池，小海举着手机爬上了更高的油桶。
一位传媒行业的女生临时请了两位摄影师，记录博物馆最后的场景。巧合的是，两位摄影师就在皮村租房，却都没听说过打工博物馆。“去外面也没听人念叨有这，我去跑步也路过（但从没注意到），它跟周围是融为一体的。”摄影师说。女生关注博物馆多年，她接过话茬，“这个世界还是很分裂的，你不了解它就完全进不去。”
场外，一架飞机掠过上空。
新工人群体自己的文化
皮村和根植于这里的工人文化活动的兴起与萎缩，有一条明晰的历史脉络。
2002年，许多、孙恒、王德志等几位工友成立“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多因艺术追求从压抑的家乡“逃”到北京，又因怀才不遇只能在北京打工和流浪，这些漂泊经历成了他们最初的创作灵感。在各个工地、工厂、社区演出时，他们见证了工友面临的共同困境：身份歧视、讨薪维权、身心孤独、缺少学习机会等。几位年轻人决定回应这些工友的诉求，成了公益机构工友之家提供服务。
2005年，一所面向打工子女的民办学校同心实验学校落地皮村，学校的启动资金来自“打工青年艺术团”一年前卖专辑挣到的7.5万元版税。工友之家也随之迁入皮村，白天学生上课，晚上是工友的夜校。
同心实验学校一角，学校于疫情初期关门。
2007年，他们租下了学校附近的一间废弃琉璃厂，一年后，这里成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他们自称“新工人”：与国企老工人不同，新工人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与农民工的称呼不同，新工人的称呼更强调身份的变化，参与城市的建设的人应当有尊严，应当享受同样的公共待遇。
这是新工人文化快速发展的几年，在多方支持下，这个院子相继建成了“新工人剧场”“工友影院”“工友图书室”等一批文化设施。最出名的活动当属连办多年的打工春晚，演员来自各地的一线打工者，节目也与自身的经历相关。
“新工人群体是随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应运而生的，积极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我们虽然有着几亿的庞大人口，却是典型的‘沉默大多数’。”王德志在最近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生产自己的文化，认同自己的阶层，让劳动的本质回归，让劳动的价值得到尊重，建立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是我们为之工作的方向。”
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皮村一时间成了“新工人文化”的代名词。
告别仪式（戴帽子的是小海）。
2016年，小海北上来到了北京。他15岁离家，辗转多地打工十几年，来北京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嘉兴的电子制造厂，日复一日向豆浆机电路板上插电阻、马达和蜂鸣器。从这种压抑的环境下生存，每个人都需要有自我排解的方法，小海的选择是写歌词，“在工厂操心华语乐坛何去何从”。小海把作品私信给好多音乐人，张楚是最热心的那位，在他的介绍下，小海认识了工友之家的各位，他决定来北京最后追一次音乐梦。
到了北京小海直奔皮村，第一次走进打工博物馆。“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自己以前受的苦，那些委屈，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博物馆把那么心酸的过往记录下来了。”他说。
记录与慰藉
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并非国内唯一以此为题材的博物馆，但独特的展品和气质让这家民间博物馆脱颖而出。2012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曾对比两者区别，打工博物馆不回避时代症结，不刻意追求故事暖心，一些展品更是直言工友曾经的苦痛经历，让很多参观者共鸣。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各种打工证件。
博物馆的001号展品是王德志的暂住证，这也是博物馆征集展品时工友寄来的最多的物件。曾经的一段时间，避免“盲目流动”是人口管理的主旨，进城务工需要政府审批，当时间走到20世纪90年代末，“堵”不住的民工潮让城市管理者由限制转向引导，但打工者仍需申请身份证明：暂住证。
这是一道有形的墙壁，倘若在检查时未能出示证件，一位外来务工者可能遭遇罚款、收容乃至遣返回家，很多工友对此惊恐交加。直到2003年的孙志刚案引起举国关注，围绕流动人口的一系列管理政策陆续调整，暂住证成为历史。多年来，博物馆的管理者在面对来客时总会提到一句话，“孙志刚是替我们打工者死的”。首次来访的工友大多能讲出一段被难为的经历，但不少人这时才知道孙志刚的名字。
小海也是此时才知道孙志刚，同样触动他的还有博物馆收藏的多份书信。其中一封家书写于1993年7月24日，信的主人在南方的玩具厂打工，她反复表达对父母的想念，请他们一定珍惜自己的身体，希望他们回信讲讲家里的情况。四个月后，她和87位工友死于工厂的大火。附近的一块展板上，博物馆梳理了多年来的火灾事故，取名“历史重演”。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书信。
“好多书信看了挺触动的，记录了一代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我们不去否定它，对这些平凡人生活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慰藉。”小海说。在告别仪式上，他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最后的打工博物馆》，他把这里描述为现实的开荒地和理想的试验田——
这本是在废墟上建造出的一个奇迹
这建造与废墟的过程
和工友们的生活何其相似。
不稳定
近年来，随着管理政策调整，人口流动趋势逐渐改变。皮村及其所在的金盏乡，同步调整了发展规划，拆违等工作也在三年疫情后重新提上日程。
关于拆迁的消息已在皮村流传好几年了，不稳定的状态让博物馆的运营陷入两难。博物馆最后一次增加陈列还是在几年前，看着打工子女学校越来越少，王德志觉得需要加点东西。更多的想法在等待拆迁中逐渐冷却，王德志曾设想了一个展品，用几百个颜色各异的安全帽组成一个艺术装置，呈现身份和等级的差异，至于外卖员快递员的新业态，迁居到城中村的小白领等新现象，他只能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完成。
另一个限制则是长期困扰博物馆的运营资金。建馆初期，他们有公益机构定期资助，但随着项目调整和政策收紧，博物馆能筹集的资金锐减，艰难覆盖每年十几万元的运营成本，时至今日，他们还欠着几万块房租。博物馆以前还有常驻的讲解员和固定的讲解流程，现今只能确保打开门供大家自由参观，若是恰好遇到观众，王德志还会带着转转。
新冠三年对所有线下展馆是又一次现实考验，生活走走停停，一行人也没再对外宣传打工博物馆了。最近几年，来参观的观众很多都没听说过博物馆展示的重大历史事件，愿意长期深入了解新工人群体的人就更少了，这让王德志恍如隔世。他在告别仪式上举例，“这十年来大学生的（参观）热情急剧下降，少了非常多，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阶层之间的鸿沟更深了一些，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打破（鸿沟）。”
告别仪式上，王德志向观众讲述办馆的历程。
一个燥热的上午，小海带南都记者去看他工作的仓库。博物馆的拆迁宽限到了六月初，但仓库已经开始施工了。这正是燕子从南方飞往北京的季节，仓库的屋顶都被掀掉了，小燕子还坚持在钢梁上搭窝，小海怎么劝都没用，“搭了一个春天，好可惜。”
博物馆要拆了，但王德志一再强调自己非常乐观。他们要把展品运到平谷的仓库暂存，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展出。还有许多人在想办法延续博物馆的生命，《别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推文发出后，全国总工会的朋友联系过来，希望保存一些反映新工人文化的展品；皮村的村党委书记让他再写一份报告转到乡里为博物馆争取些支持；有公司找过来，想做成线上博物馆；另一家民办博物馆来商谈接收展品……
王德志和同事们也在尝试新的项目，希望未来能为博物馆的运营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我们团队自身要努力，新工人客观来讲要长期存在好多年，这个群体存在需求就存在，我们的工作就可以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会继续创造条件来给大家提供服务。”他对现场的观众说。
演唱完《送别》，乐手离开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宋承翰 郭若梅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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