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表彰“她以极大的勇气与手术刀般的锐利，揭开了构筑个人记忆的诸般根源、内里的种种疏远，以及那些共有的拘束”。
在陆续出现鲍勃•迪伦与阿布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之后，诺贝尔文学奖的预测就成了一件苦差事。国别、族裔、性别、价值观、影响力、政治正确、多元化的权重越来越大，文学性、理想主义、人文关怀等传统因子不再那么重要。“政治标准”进一步抬升于“文学标准”之上。这也是为什么，埃尔诺获奖多少有些回归“传统”的意思，没有继续跟着美式自由派叙事的大旗狂飙下去。当然，这绝不是说埃尔诺是保守主义者，而是说相对于Woke（觉醒）之类的美式自由派叙事“最新创新成果”，埃尔诺停留在1960年代那套法左叙事显得相当“传统”。
不过还是有人猜测，埃尔诺的得奖是在回应今年美国人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这件大事。她那“无人称”的回忆录式作品回溯了一位女性的一生，以书写重塑私人记忆里那些“痛苦与羞耻”（就比如堕胎，这在当时的法国是非法的），对抗阶级、性别塑造的私人记忆，引用布尔迪厄的社会科学理论拷问“人的命运是否一出生就已被世界宣判”。当然，将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视为否决堕胎权是错误的，实际上只是对州权的回归。
埃尔诺不曾流连塞纳河左岸的咖啡厅，但她的言思学行是典型的战后法国左派，在法国知识分子“战后三十年”的辉煌历程里留下了印记，从巴黎五月风暴的宣泄里汲取了灵感。1962年就在日记里宣称“我要为我的出身雪耻”，1974年以《空柜子》开启文学生涯的埃尔诺，创作主题进一步扩充为“我的记忆是否已被命运宣判”。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评价埃尔诺说，“为女性获得合法堕胎权而抗争，反抗社会不公，理解她自己是如何变成今天的她，这些事情对她而言是同一回事”。
回顾诺贝尔本人设立文学奖的初衷，可知121年来的这门奖项已经有了很大变迁。诺贝尔本人极富文艺细胞，长居法国也与巴黎文人多相往还，甚至尝试过创作小说。诺贝尔在遗嘱中将他的第四份奖金设为文学奖，意在“表彰文学领域那些志存理想的作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黎与欧洲，理想主义确实是社会的主要基调。那是古典乐与现代舞齐飞、先锋派与意识流一色的“美好时代”（La Belle Époque）：国民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大幅上扬，城市基础设施更新再造，维也纳体系带来了百年和平。世界主义兴起，“劳工权利”改善，女性开始享有政治权利，和平主义运动得到普遍响应。
最早几届的文学奖授奖词里写满了“抒情性，理想主义，想象力”的字眼，托尔斯泰、左拉与易卜生都不入评委法眼，足见彼时诺奖委员会不甚偏爱“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甚至颁奖给吉卜林这种今天已经绝不可能得到好评的傲慢老白男作家，以及特奥多尔•蒙森这样亦文亦史的传统学者。
经历了两次毁天灭地的世界大战，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改变了。吉卜林与丘吉尔这种类型的获奖者很难再获奖，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乃至后现代思潮永久性地塑造了诺贝尔文学奖，也许也是互相塑造。
回顾一百多年来的授奖词与得主国籍，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到这种转变。1913年的得主泰戈尔还有“他的英语作品已是西方文学一部分”这样的准西方中心论句子，二战以后的得主顺理成章地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大幅开放。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美国黑人文学，日本传统文学，中国当代小说，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都进入了诺奖的殿堂。
多元性也成为评奖的一大标准，以至于让人戏称诺奖开始像世界杯一样“轮流分配主办权”；后现代社科名词也进入诺奖，古尔纳的“后殖民主义书写”等，本身即是战后流行的新名词。“反讽”（1996年辛波丝卡，1998年萨拉马戈）、“对抗”（2002年凯尔泰斯，2010年略萨）、“文明冲突”（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揭橥的术语，进入了2006年帕慕克的授奖词）、“怀疑主义”（2007年多丽丝•莱辛）、“幻觉现实主义”（2012年莫言）、“殖民主义”（2021年古尔纳）这样的术语屡屡形诸授奖词。那些20世纪上半叶的传统文学评论术语（“叙事”“抒情”“史诗”“表现力”“华丽”“风格”“清新”“理想主义”）已经越来越难见到了。也许，这就是村上春树之所以要连年“陪跑”的原因。
世界大战与战后历史变迁的现实深刻重塑了诺贝尔初设文学奖时的理想，文学与文学的标准，本身已经跟随历史永久改变了。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多元化”与“后现代化”与世界人文社科思潮，也在当代实现了互相塑造。至于这种相互塑造在未来会如何演变、是福是祸，一切都还不好说。
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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